天津市债务风险剖析及展望

"主要内容

天津市近年经济增长乏力，债务高企，国企运营效率不足，逐渐出现违约事件，区域债务风险逐渐突出。天津以工业立市，以石化、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但产业转型较缓，叠加落后产能淘汰以及数据调整等，2017年以来全市GDP增速低于全国水平，人口吸附力下降；且国企经营效率不足，债务高企，逐渐出现违约事件，信用利差居于高位，区域融资环境恶化，债务风险逐渐突出。

天津市城投债务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平台，近五成存续债于2023年到期，其中4月为到期高峰；考虑到2022年度财政收入明显承压，需关注后续债务滚续压力。天津市城投债务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平台，武清、北辰和津南区存量债券规模及集中度亦较高。天津市有1,729.37亿元存续城投债将于2023年到期[1]，占比47.6%，其中4月为到期高峰；考虑到2022年1-10月税收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滑，土拍城投托底明显，叠加10月财政部发文，年度财政收入明显承压，需关注后续债务滚续压力。

天津各区债务风险有所分化。西青区、武清区、和平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小，滨海新区、津南区债务风险相对可控，其余区域风险相对较大。西青区、武清区、和平区经济财政实力相对较强，且和平区、西青区债务率较低，武清区区位优势显著，上述三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小。滨海新区债务规模大，但地区综合实力较强，宽口径债务率排名靠后，2022年债券净融出收窄；津南区2021年财政收入边际改善，宽口径债务率中等，上述两区债务风险相对可控。其余区域如蓟州区、宁河区、东丽区等债务负担较重，债务风险较大。

天津市政府从盘活存量资产、提振市场信心、特殊再融资债券、协调金融资源、完善债务管理机制等方面采取系列化债举措，但当前化债效果有限。在短期，天津市通过金融资源协调、再融资债券发行、国企股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取得资金。在长期，存量资产盘活有望激发经济活力，从根本上实现债务风险化解。同时，信贷投放侧重市级、滨海新区等重点平台的债务缓释，特殊再融资债券针对性缓解区县债务压力。此外，两次高规格恳谈会提振市场信心，债务管理机制亦持续完善。当前，天津市风险事件减少，城投债表现有所改善，但债务压力仍较大，信用利差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

天津市的转机应始于债务的持续健康滚续，实现于经济基本面的本质改善；目前短期滚续压力尚存，距产业转型、财政实力及人口吸附力提升的长期目标道阻且长。天津市债券发行期限短、债务滚续压力大的短期风险尚存，且债务风险化解的本源需落实到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中。当前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市场及财政收入明显承压，同时，近年天津市放宽落户要求但仍未扭转常住人口流出的趋势，距实现经济基本面改善的长期目标道阻且长，中期来看，仍需依赖外部支持与对市场信心的悉心呵护，需行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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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市债务风险成因

 

天津市债务风险形成于经济发展失速与债务增长的长期失衡中。天津市以重工业立市，国企数量多，但经营效率不足；受产业转型较缓、数据调整等影响，天津市经济增速放缓；同时，债务率居高不下，国企逐渐出现违约事件，区域债务风险逐渐突出。

天津市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以重工业立市，区域内国企数量多，但经营效率不足。天津市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位于环渤海经济圈中心，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天津市以工业立市，重工业占比高，以石化、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1975年第二产业占比达到72.12%峰值，2011年以前工业对GDP贡献率亦基本超50%。依托港口优势和工业基础，天津市实现投资高速增长和经济崛起，2007-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超过35%。同时，天津市国企数量多，部分区域国企传承早期工业时代遗产，转型期间历史遗留问题未妥善解决，导致企业规模庞大、业务繁杂，但发展活力和经营效率不足，优质资产效用没有充分发挥。

受产业转型较缓及数据调整等影响，天津市经济增速放缓，人口吸附力下降。近年天津市着力布局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但产业转型整体较缓慢，原有产业难再贡献高增加值的同时，新兴产业尚未成为经济支柱，2020年信息技术、医药、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占GDP比重均不足5%。此外，作为天津市经济重心的滨海新区2015年发生爆炸事故；其GDP统计口径由企业注册地改为所在地，导致滨海新区2016年的GDP从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2017年天津市在国家加强环保整治的背景下对约2万家“散乱污”企业采取限产、停产、停业等严格处理，当年第二产业增速由8%下降至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2%下滑至0.5%。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天津市下修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降幅约29%。在一系列影响下，天津市GDP规模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从2016年的第5位下降至2021年的第24位，GDP增速亦发生断崖式下跌，此后持续低于全国水平，2021年其GDP增速排全国第23位。与此同时，北京对天津人口的虹吸效应日益明显，近年天津市常住户籍人口比持续下降，2021年末天津市常住人口1,373万人，比2016年峰值减少70万人。

天津市债务率居高不下，国企逐渐出现违约事件，尤其永煤违约以来，区域融资环境恶化。即，天津市债务风险形成于经济发展失速与债务增长的长期失衡之中。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天津市债务攀升。2021年末天津市政府债务限额为7,982.10亿元，政府债务余额为7,882亿元，地方政府举债空间不大；2021年末天津市城投有息债务规模11,718.95亿元，宽口径债务率为522.82%[2]，居全国第三；2016-2020年其宽口径债务率均位居全国首位。同时，国企逐渐出现债券违约事件（详见表1），尤其2020年下半年永煤违约以来，区域融资环境恶化，信用利差明显走阔，且基本维持在高位，目前居全国第6位，仅次于青海、贵州、云南、辽宁和黑龙江五省（详见图4）。整体来看，天津市债务风险形成于经济发展失速与债务增长的长期失衡之中。

二、当前天津市城投债务特点

 

天津市城投债务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平台，武清、北辰和津南区存量债券规模及集中度亦较高；高级别核心平台虽然存量债券规模大，但市场认可度较高，城投属性较弱的市级平台以及部分区域非核心平台再融资承压；天津市近五成存续债于2023年到期，其中4月为到期高峰；考虑到2022年度财政收入明显承压，需关注后续债务滚续压力

天津市城投债务主要集中于市级和滨海新区平台，武清、北辰和津南区存量债券规模及集中度亦较高。目前，天津市、区级有存续债务的投融资平台共40家。2021年末天津市内城投有息债务规模11,718.95亿元，主要集中于市级平台，其中，津城建和泰达控股合并口径有息债务余额分别为4,989.58亿元和1,951.91亿元。津城建为天津市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业务涵盖城市路桥、环境水务、轨道交通和城市综合开发四大板块；泰达控股引领的泰达系企业覆盖城市综合开发、金融和高端制造业三大主业，辅以资产管理和资本运作两大管理功能，上述企业为天津市代表性投融资主体，市场关注度较高。此外，滨海新区内城投有息债务规模亦较大，其中滨海建投和天保投控有息债务规模分别为1,085.50亿元和879.95亿元。

债券方面，存量债券余额主要集中于市级及滨海新区主要城投。截至2022年10月27日，天津市城投债余额为3,631.09亿元，其中市级、滨海新区城投债余额分别为2,099.70亿元和740.88亿元，占比分别为57.83%和20.40%。市级城投债发行主体以津城建及其子公司、泰达控股为主，滨海新区发债主体以滨海建投、天保投控为主。此外，武清、北辰和津南区城投债存量规模及集中度亦较高，其余各区存续债余额占比均不超过2%。

高级别核心平台虽然存量债券规模大，但市场认可度较高，城投属性较弱的市级平台以及部分区域非核心平台再融资承压。从重点城投来看，AAA级别的津城建、滨海建投虽然存量债券规模大，但2022年前三季度净融资较上年大幅改善。天保投控、武清国资、北辰科技园、津南城投作为各区重要城投，2022年前三季度净融资亦明显改善。此外，在轨道交通方面具有专营性优势的天津轨交基本能满足再融资需求。但城投属性较弱的泰达控股、渤海国资以及AA级别的非核心城投（武清经开）2022年再融资承压，其中渤海国资依托产融平台定位，聚焦优势产业、金融投资等业务模块。

受天津市城投短期债券发行占比较高的影响，天津市近五成存续债于2023年到期，其中4月为到期高峰。由于2021年以来天津市城投债发行期限整体以1年及以内为主，天津市存续债期限结构仍延续了此前短期债务集中度高的特征。截至2022年10月27日，全市投融资平台有1,729.37亿元和818.80亿元存续债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到期，分别占比47.6%和22.5%。其中，2023年4月到期规模为288.30亿元，为当年的到期高峰。从区域分布看，2023年存续债到期规模集中在市级、滨海新区平台，其中市级平台在4、8、9月的到期规模均超百亿，滨海新区平台在3、4、6月的到期规模亦较大，均超75亿元。

天津市财政自给程度及财政收入质量较高，但2022年1-10月税收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下滑，土地市场城投托底明显，叠加10月土拍持续低迷及财政部发文，预计年度财政收入承压较大，需关注后续债务滚续压力。2017-2021年天津市财政自给率较高，稳居全国第6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税收收入整体较稳定，仅2020年受疫情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影响而有所下降，2021年天津市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41亿元，其中税收收入占比75.75%，财政自给率为67.96%。近年天津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随着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变动大幅波动，2021年为1,126.5亿元。

但受2022年疫情反复、留抵退税及土地、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2022年1-10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567.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其中税收收入1,144.6亿元，同比下降19.5%；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317.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7.5%。2022年1-10月全市税收收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较年度预算目标（税收收入1,727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1,634.9亿元）均有较大差距，尤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甚。

具体来看，2022年天津市前两轮集中供地成交量价均同比大幅下滑，流拍率在全国排名靠前，且成交土地基本以底价成交，城投托底比例较高。虽然在减少供应、回炉地块降价、增加预申请环节的影响下，2022年10月的第三批次土拍表现有所回稳，民企回归拿地，但市场仍延续低迷态势，土地成交仍以底价为主。目前推出的第四轮土拍供应量（建面）在100万平方米以下。此外，今年10月财政部发文限制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收入，后续土地市场或将进一步承压。

整体来看，天津市2022年1-10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滑，年度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承压，考虑到现有存量债务规模仍较大，2022年债券存在集中到期，后续存在一定的滚续压力。

三、天津各区债务风险分化情况

 

西青区、武清区、和平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小，滨海新区、津南区债务风险相对可控，蓟州区、宁河区、东丽区、宝坻区、静海区、北辰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大

经济方面，滨海新区、武清区优势明显；2021年天津各区GDP增速回正，GDP增速基本同比提升。从经济方面来看，在国家和市级政策扶持下，滨海新区上市公司注册数量较多，产业集聚及经济体量较其他各区相对较高，2021年GDP占全市的55.81%，在天津百强企业（按2021年营业收入）中占47席。此外，武清区借助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及周边较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建立起“两区五园”的发展格局，亦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优势。整体来看，2021年天津各区GDP增速回正，且除基数较高的宁河区以外，其余各区GDP增速同比提升。

财政方面，滨海新区、武清区、环城四区[3]及和平区财政实力相对较强，蓟州区、宝坻区上级补助力度较大，2021年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除宁河区以外均实现增长，但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化明显，其中滨海新区、静海区、蓟州区三区降幅较大，津南区、武清区大幅增长。滨海新区、武清区及环城四区财政收入规模相对较大，2021年除宁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小幅下滑以外，其余各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蓟州区、静海区、津南区和宝坻区税收收入占比低于70%，滨海新区及和平区税收收入占比超85%，财政收入质量较好；西青区财政自给率为79.64%，领先其他各区，蓟州区、宝坻区、津南区和宁河区财政自给程度相对较低，其中蓟州区2020-2021年分别获得市级补助收入50.2亿元和70.85亿元，宝坻区2021年获得市级补助收入42.10亿元，以缓解地区资金压力。政府性基金收入方面，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市级核算，故和平区无政府性基金收入；2021年各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化明显，滨海新区土地出让较多，相关收入远超其他各区，但2021年滨海新区、静海区和蓟州区三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均由正转负，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明显；西青区和北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减少；津南区、武清区、东丽区和宝坻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回正，其中津南区及武清区增幅明显。

债务方面，滨海新区债务规模大，蓟州区、宁河区、东丽区债务负担重，和平区、西青区债务率相对较低。2021年末滨海新区、东丽区、津南区、静海区政府债务余额较大，和平区、西青区政府债务余额相对较小。从区域城投债务来看，滨海新区、武清区、蓟州区、东丽区及津南区城投有息债务余额相对较大，其中滨海新区城投债务主要集中于2家AAA级别主体（滨海建投、天保投控），前述4区中仅蓟州区无AA+级别平台；此外，宁河区城投有息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和平区平台未披露有息债务数据。

综合来看，滨海新区虽然政府及城投债务规模大，但地区综合实力较强，2021年末宽口径债务率在天津市下辖区中排名靠后。和平区、西青区债务规模较小，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宽口径债务率相对较低。蓟州区、宁河区财政实力较弱，东丽区存量债务规模较大，前述三区2021年末宽口径债务率超过1,000%，债务负担重。此外，静海区、宝坻区、北辰区财政表现相对较弱，债务率排名亦相对靠前；津南区、武清区虽然存量债务规模较大，但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债务负担相对可控。

债市行情方面，各区发展情况影响下属平台发债能力，弱实力、高债务率区域发债规模持续减少；债务率相对较高且存量债集中度高的静海区、北辰区信用利差较大。从城投债一级市场来看，近年天津市下辖各区中滨海新区债券发行规模最大，武清区次之，和平区、蓟州区、宁河区、宝坻区发债体量较小，除和平区以外，区域平台债券发行情况与各区发展情况存在一定正向相关性。受天津市信用环境变化影响，2021年仅武清区、津南区、西青区融资规模高于上年，其中武清区、津南区2019-2021年融资规模持续增长；2021年及2022年1-10月，蓟州区、宁河区、宝坻区、东丽区融资规模持续减少，其中东丽区自2021年以来尚未发行债券。

从二级市场来看，2022年以来西青区、武清区信用利差整体有所收窄，在天津市下辖各区中表现较好。2021年年中以来，债务率排名相对靠前、存量债券集中度高的静海区和北辰区信用利差均较大，远高于其他各区。蓟州区、宁河区、东丽区虽然债务率超1,000%，但蓟州区、宁河区债券存量不大，2023年到期压力小，东丽区存量债券持续收缩，2021年土地出让收入增幅较大；津南区债务负担尚可，滨海新区宽口径债务率在天津市下辖区中排名靠后，前述五区信用利差表现中等。

综上来看，西青区、武清区、和平区经济财政实力相对较强，和平区、西青区债务率较低，武清区虽然存量债务规模较大，但融资能力较强，债务负担尚可，上述三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小。滨海新区债务规模大，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边际恶化，但地区综合实力较强，2022年债券净融出收窄，信用利差中等；津南区财政自给率相对较低，但2021年财政收入边际改善相对明显，宽口径债务率尚可，上述两区债务风险相对可控。静海区、宁河区、宝坻区、蓟州区经济财政实力相对较弱，且蓟州区、宁河区、东丽区债务负担重，东丽区自2021年以来未发行债券；此外，北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持续减少，债务率排名相对靠前、存量债券集中度高的静海区、北辰区信用利差较大，上述六区债务风险相对较大。

四、天津市债务化解情况

 

（一）天津市债务化解措施

为提升天津市经济活力，化解区域债务风险，近年天津市政府从盘活存量资产、提振市场信心、特殊再融资债券、协调金融资源、完善债务管理机制等多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

1、存量资产盘活

天津市存量资产盘活以国企混改为核心，此外，亦包括低效企业出清出让、闲置土地房产盘活等方面。国企混改在短期直接引入外部资金，在长期有望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国企混改方面，截至2022年9月，天津市已完成充分竞争领域的17家市管企业集团层面混改，引入了5家世界500强企业、11家中国500强企业，带动了792户所属二级及以下企业引入市场化经营机制。具备混改条件的竞争类市管企业混改基本完成。目前全市国企混改累计引入外部资金约1,758亿元，化解国企债务超过7,500亿元。

同时，天津市亦积极推动国企“瘦身健体”，压减企业管理层级，推进总部去行政化、去机关化，目前列入国家名单的92户“僵尸企业”全部出清，1,029户低效无效企业完成处置，92户重点亏损子企业得到有效治理。

此外，针对区域内土地房产体量大、利用效率不高的现状，天津市持续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及创效。2022年6月，滨海新区召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会，提出进一步摸清闲置资产底数，坚决完成盘活闲置资产20亿元攻坚任务。2022年10月，天津市国资两委组织召开国有企业土地房产盘活专题推动会，部署推动市管委管企业加快盘活闲置土地房产，探索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谋划盘活举措。

整体来看，国企混改在短期直接引入外部资金，在长期有望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实现债务风险化解与经济良性循环。

2、提振市场信心

2021年6月及2022年3月天津市召开两次恳谈会，给市场传递出天津市政府层面对于债务化解的积极态度，提振市场信心。2021年6月22日，天津市政府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天津市时任副市长康义（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出席会议。会上对维护区域信用生态提出三点措施：一是完善信用增信，强化流动性支持，设立总规模 200 亿元基金；二是加快天津市国有资产处置盘活；三是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签署防控债务风险责任状。2022年3月天津市再次召开国企与金融机构恳谈会，时任副市长王旭和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勇出席会议。会上津城建、泰达控股等企业与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加强融资合作。2021年6月恳谈会后，区域主要城投融资表现有转好趋势，津城建债券成交放量、估值下行。

3、特殊再融资债券

2019年起国家开放建制县隐性债务化解试点，2020年建制县隐性债务风险化解试点扩容，天津市开始发行再融资债券。2020年12月开始，部分特殊再融资债的资金用途由“偿还债券本金”转变为“偿还存量债务”，特殊再融资债券成为天津市针对性缓解区县债务压力的重要抓手。2020年、2021年和2022年1-10月，天津市分别发行再融资债券547.15亿元、1,021.82亿元和605.03亿元。其中，天津市自2020年12月至2022年10月末，共发行484亿元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时间分布于天津市城投债信用利差持续走阔的区间，集中在2020年12月、2021年3月及6月。

4、协调金融资源

一方面，天津市协调区域内信贷投放等金融资源，着力市级、滨海新区等重点平台的债务缓释。2020年以来，以国开行为首，包括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持续为天津市提供大额信贷支持，合作对象以泰达控股、津城建及下属子公司，以及滨海建投等市级、滨海新区范围内的重点平台为主。此外，2020年12月，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牵头起草、联合天津银保监局及天津证监局印发《天津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13条措施以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天津市制造业发展。

另一方面，天津市积极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推动金融机构上市，以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2021年8月，天津市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专项债券落地，发行总规模为93亿元，用于支持天津滨海农商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投放能力。2020年7月渤海银行在香港上市。2021年12月21日，渤海证券IPO申请获得证监会受理。

5、完善债务管理机制

天津市于2017年成立了天津市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以及津南区、和平区等区级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在市级层面形成了财政局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政府债，国资委管国企经营债，金融局管公开市场债的格局。2020年9月和2021年3月，静海区和武清区亦分别设立了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各地涉债平台按相关要求定期报告，天津市债务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整体来看，天津市化债措施概况为在信心重振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短期与长期相结合，市级与各区债务缓释资金来源各有侧重。短期包括特殊再融资债券、信贷投放等，长期着力在国企混改发挥持续效果。市级城投相对侧重信贷投放进行债务缓释，部分区级城投能依靠特殊再融资债券。

（二）天津市债务化解效果

天津市风险事件减少，城投债表现有所改善，但债务压力仍较大，信用利差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2022年以来天津市国企及平台经营较平稳，未新增国企违约及投融资平台评级下调事件，城投债市场表现改善。从一级市场来看，2021年11月以来区域净融资整体回升。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各月城投债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提升。2022年2-8月，短期债券发行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城投债平均发行期限小幅波动提升。同时，在资产荒大背景下，2022年Q2天津市短融及超短融发行利率有所下行。从二级市场来看，天津市城投债信用利差自2022年3月以来收窄，且AAA债券信用利差下行明显。但受预期偏弱，资金面略紧，以及财政压力背景下城投债估值调整影响，2022年9月以来信用利差再度走阔，10月城投债净融资表现弱化。

整体来看，目前区域内发债平台相对稳定，2022年城投债一、二级市场表现虽有所改善，但债券发行仍以短期债券为主，2021年3月以来天津市1年内城投债发行占比基本超60%，尚未回到2020年下半年水平，且信用利差仍显著高于全国整体水平，债务率仍较高。

五、天津市债务风险展望

 

天津市债务风险的转机应始于债务的持续健康滚续，实现于经济基本面的本质改善；从现阶段来看，债券发行期限短、债务滚续压力大的短期风险尚存，距产业转型、财政实力及人口吸附力提升的长期目标道阻且长；但若行而不辍，未来仍可期。目前，天津市信用风险事件减少，市场对市级政府层面维护区域信用生态的决心、系列化债措施有目共睹，2022年天津市再融资情况已较上年显著改善，且在资产荒的背景下，天津城投债呈现出了收益率和信用利差整体下行的趋势。但是债券发行期限短、债务滚续压力大的短期风险尚存，二级市场折价金额在全国仍排名靠前，在预期偏弱，资金面收紧的情况下，债市仍面临调整空间；且天津市的债务风险形成于债务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失衡中，债务风险化解的本源仍需要落实到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中。

产业方面，以石油化工、装备制造和汽车为主导，主要依赖国企。目前，国企混改取得了积极成效，2021年市管企业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1%，净利润增长19%，创5年来最好水平；2022年1-8月，市管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22.9%。但重工业占比仍相对较高，新兴产业尚未成为经济支柱，国企混改成效亦有待持续观察。

此外，当前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下行，土地市场及财政收入明显承压，同时，近年天津市放宽落户要求但仍未扭转常住人口流出的趋势，距实现经济基本面改善的长期目标仍道阻且长，中期来看，天津市债务化解仍需依赖外部支持与对市场信心的悉心呵护，但若行而不辍，未来仍可期。

[1] 包含到期还款、提前还款、赎回和回售的情况。

[2] 根据Wind口径，债务率宽口径=（地方债务余额+城投有息负债）/地方综合财力，地方综合财力=地方公共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专项转移支付，各项收入均包括上年结余以及下级的净上解收入。

[3]  环城四区包括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

作者 I 毛燕月 王贞姬部门 I 中证鹏元 工商企业评级部关注公众号向后台留言可获得更多报告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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